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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5年生,宜蘭人。紅樓詩社出身,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。現於資本市場討生活,頭不頂天,腳不著地,所以寫字。   曾獲文學獎若干。著有現代詩集《青春期》,《嬰兒宇宙》,《偽博物誌》,《我只能死一次而已,像那天》,《嬰兒涉過淺塘》;散文集《樂園輿圖》、《棄子圍城》、《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》、《阿姨們》。作品多次選入年度散文選、年度臺灣詩選,以及《七年級新詩金典》、《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》等選本。   Contact email: yclou342011@gmail.com

Jan 1, 2006

作業《知識經濟體系的勞工問題》

 

《知識經濟體系中,因生產知識分配不均導致的勞工問題:從父親的經驗談起》



 眾所周知,當台灣國民生產毛額已經突破一萬五千美元大關,此時,島國的經

濟生產模式已經不若二三十年前,極端仰賴重化工業與加工出口區的代工生產機

制,而是進入了一個以知識為導向,經濟體系的強度與韌度將立足於知識的生產

、分配和使用(消費)之上的經濟。企業的經濟效對知識和創新的依賴程度將與

日俱增,而不僅是有形的資源、廠房、勞動力和資本。



 知識經濟時代所需要的員工是有專業知識,有判斷能力,有綜合不同領域的知

識的能力,有解決問題能力的知識工作者。於是在知識經濟的時代,誰掌握最新

的知識,活用最新的知識,便能掌握經濟大權。



 歷史也告訴我們,任何人士只要能掌握生產工具便可以掌握經濟大權,享受社

會地位。因此,在農業時代,地主掌握了土地,便掌握了經濟大權,享有特殊的

社會地位。在封建的時代皇帝是最大的地主,享有最高的榮譽。在工業時代,資

本是生產工具,資本家掌握了資本與機器設備,掌握了經濟大權,享受社會特殊

的地位,沒有掌握生產工具的員工,便要為資本家工作,他們的薪資與工作環境

由資本家決定。在知識經濟時代,掌握最新的知識,有能力活用最新的知識,創

新產品,提升產品附加值的,便掌握經濟大權,享受社會地位。



 然而知識經濟體系(這個幾乎已經成為一個美好幻象的隱喻)當中,又產生了

哪些新的勞工問題:知識取得、所得平均分配、就業穩定、非知識工作者淪為弱

勢的保護問題等,當知識被寡頭資本家所佔,對知識掌握相對弱勢的勞工又帶來

哪些重化工業時代不曾發生的衝擊?



 在這篇報告當中,我試圖從自己父親作為機電工程公司管理者的經驗出發,討

論台灣在近年來的知識經濟體系發展當中,如何面對勞工與掌握生產知識與工具

的資方之間所產生的,全新的勞工問題。並且以精密機電工程基於產業利益往大

陸西進,對台灣這方擁有相對較高知識勞動力的勞工所帶來的影響為例,期望知

曉在知識經濟體系之下,勞工與資方如何以生產知識的釋出與共享達致平衡,以

建立更高的互利關係。



 那麼我們開始吧。



 父親任職於某股市上櫃的機電工程公司,專司諸如無塵室建設,捷運列車的機

電系統營造等精密機電工程的進程管理。然而儘管身為管理階層,父親並不是一

個純粹的「管理者」──以父親的學歷(電機研究所碩士)以及在公司內任職的

位階(專案工程經理)而言,他是從勞動階級當中出身,因為傑出的工作表現與

對於工程內容與施工進程的熟悉,而逐漸站到管理階層的位置──在這樣的脈絡

底下,父親在勞/資關係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乃是處於資方與純粹提供勞動的勞工

之間的橋樑。他確實是在知識經濟體系之中被目為「掌握生產知識的人」,他的

專業足以使麾下好一批工程與技術人員聽其號令,一方面,他的位置卻也要面對

來自資方對工程的介入意見,試圖平衡勞方與資方對工程的不同角度。



 「勞心者治人,勞力者治於人,」從我小時候開始,這是父親一直掛在嘴邊對

我耳提面命的一句話。直到年紀稍長我才真正明白,這句話不只單單指出了勞動

階級若不能擁有知識,只能夠一直待在生產架構的最低層被人所管理統馭(而相

對地掌握知識──現代的生產工具──的人所能享有的便是較高的位階),更是

在知識經濟時代開展時,對掌握生產知識的勞工位階定位的精準預言。



 在重化工業領旗的時代,資本(工廠,機器等有形物)是生產工具,沒有資本

的人民可以透過認真工作,努力儲蓄來累積資本,或透過合夥的方式,由一些親

朋好友共同籌款開始創業。因此讓我們走入一點歷史的縱深,在台灣經濟發展過

程當中,中小企業林立,白/黑手起家的大有人在,換言之,人人都有機會擁有

資本。但是在知識經濟的時代,知識是生產工具,擁有知識的人士才擁有生產工

具,才能取得財富,才能在社會上具有影響力。但是今日經濟體系裡頭,知識的

取得,必須要通過學校的正規教育與企業的在職訓練才能取得──一個業主是否

願意付出額外的成本,讓旗下員工接受在職訓練以期獲得更高的生產力,於是形

塑了在現代知識經濟體系之中,關於競爭力提升的許多討論。



 「但是以台灣現在的產業環境來說,許多公司根本就不願意支出或者吸收這樣

的成本,」父親嘆了一口氣,「這麼說好了,當其他公司擁有我們公司需要的人

才,而將他挖角過來所需要的額外成本遠小於『提供一個現有員工進修所需要付

出的成本』時,如果你是老闆,你會選擇挖角別人,還是讓你原有的員工接受進

修課程?──但是幾乎所有科技與機電工程,這些對員工知識水平要求相對較高

的產業裡頭,大家都以『挖角』為提昇公司產業競爭力的主要手段時,你就很難

期待在這個水平的產業平台上,勞工們的素質能夠因為接受進修課程或在職訓練

而有大幅度的成長──這樣的成長其實對企業本身也是有益的,然而多數企業卻

寧可選擇付出較少成本獲致小幅度利益的作法。」



 資方不願意付出較高成本換取更高的勞動效益,這是台灣科技產業界面臨的最

大問題。以挖角的方式做人力資源的短線操作,其實也是相對縮減了擁有知識的

勞工在產業環境當中所能發揮的最大邊際效益,單憑著在業界工作的經驗累積就

可以換取較高(儘管可能只是區區數千或萬餘元)的薪資調整,對絕大多數的勞

動者而言確實是具有吸引力的,然而這絕大多數人卻似乎沒有思考過,唯有接受

系統化的教育與訓練,方能將經驗與知識將互結合,在職場上形成更高並且無形

的競爭力。另一方面,就公司內部的人力分配機會而言,自其他公司挖角所需人

才,相對地,也就減少了公司內部原有雇員升遷的機會──這對既有雇員來講是

多麼難堪的一件事情,對公司本身「僱傭行為」的誠信度打了折扣,在這樣的情

況下相互挖角遂成為惡性循環的迴圈。



 在重化工業時代,體力勞動與半技術性勞動的員工,甚至技術性的勞工,雖然

沒有生產工具,無法決定本身的報酬與福利,但是他們可以透過團體協商的力量

改善雇員的薪資,工作條件與工作環境。這也是我們在課堂上一再聚焦的工會與

資方的協調功能──但是在知識經濟的時代,似乎具有知識者才有與雇主協商的

能力。換言之,在知識經濟的時代,工會或員工組織為體力勞務或技術性勞務的

員工爭取福利保障人權的功能,將見形式微──近年來人力資源管理科學的發展

,雖然使雇主重視人力資源,但是這些雇主所關心並且提供最佳照顧的,是對他

們最有價值的知識工作者,而不是體力與技術勞動的非知識工作者。



 而父親在公司當中所處的,恰好正是那個「因為掌握知識而具有與雇主協商的

能力與立場」的位置。



 「以一個『管理者』之於公司體系的結構性價值而言,雖然仍然是領一份死薪

水的員工,但是公司對我們這個位階的員工依賴性,較之於在基層提供單純勞動

的同仁來講是大得太多了,」父親說,「因為我們這個位階的人儘管不為公司的

重大工程案提供基層勞動,但是我們卻掌握了工程案的一切細節與進度,指導方

針等等。我們對公司來說太重要了,重要到可以說沒有我們這個不上不下的階級

,這個公司就運作不下去──董事會的那些人懂得如何推動一個工程嗎?懂得如

何讓工程平順地進行下去嗎?講白一點,他們連自己的錢花在怎樣的機器購置案

上都不曉得。我底下那些基層工程師們,懂得如何在眾多合作的廠商之間斡旋嗎

?懂得如何從全面性的角度設計工程進程嗎?──也就是因為這樣,公司寧可提

供我們相對優渥許多的待遇,讓我們繼續對公司業務有所貢獻。不過你有沒有想

過,那些真正對公司的工程案提供勞動的基層同仁們,公司又把他們的福利放在

哪裡?」



 「一間公司的營運,絕對不是只有靠我們這個階層的人所能夠支撐起來的。但

是其他同仁卻都被忽略了。」父親說。



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,企業主透過修改過去的薪資報酬的制度,以鼓勵員工使用

知識、改造生產程序、創新產品等等以創造企業獲利的最大邊際效益。因此固定

薪資佔員工總所得的比例愈來愈小,股票與其他浮動性報酬的比例則相對愈來愈

大。然而股票和浮動性報酬,基於知識經濟體系的結構,往往更顯集中於掌握了

知識的員工手中──正如我的父親。而父親,也在這樣的結構底下對他的基層同

仁們展現了極大的同情。



 「以股票代替年終獎金其實是非常奸詐的一種制度,」平日一向嚴肅的父親談

到這,露出了難得一見的笑容,「像我這個位階的人在年終往往可以領到市值大

於一整年薪水的股票分紅,而基層員工們能拿到四五個月就該歡天喜地。股票的

釋出一方面等同於貨幣的換發,另一方面也更加能夠把我們這種管理階級繼續綁

在公司裡。我始終覺得這樣的制度非常不公平──公司不願意出錢提供基層同仁

『a promised way to promotion』,而只是持續地將經濟資源集中在看起來

對公司營運最有幫助的管理階級上,殊不知基層員工對公司的忠誠度和貢獻,以

致於營造出一個可見的公司基層文化,其實更是一家公司最值得保存的部份。」



 因此近年來科技產業為追求更高利潤,將熱錢投入中國大陸市場的開發,逐年

縮減台灣本地投資額與員工編制,衝擊到的其實並不是父親這一個階級,而是最

基層的勞動提供者。一個企業願意付出更多的薪水,將具有相當程度知識與經驗

的員工調往大陸市場,領導當地的廉價勞工進行擴廠工程──多付一些錢給某些

個體,卻可以在基層勞工的部份省下更多人事費用,何樂而不為呢──然而對於

台灣本地較不具知識經驗的員工,在工廠與產業結構縮編的過程裡頭,他們卻往

往是被公司首先犧牲的一群。



 在產業紛紛西進的同時,台灣確實應該繼續開放勞動市場,鼓勵台灣勞動市場

之國際化,而非繼續固守其既有利基而仍沾沾自喜,促使台灣本地的知識與非知

識工作者,有機會在國際市場中移動,並且與其他國家勞動力互通。以確保人力

資源能夠獲得充份運用,減少國內勞動市場需求多元化以後,在不同部門,不同

技術,不同職業之間產生的,勞動供需局部不平衡的現象。



 「其實這課題很難啊,因為勞工問題,其實不能光靠資方和勞方之間的協調來

解決──那基本上根本沒有辦法hit the right answer,政府的角色就變得非

常重要,勞工,資方,政府之間的三角關係如何均衡,我想這個課題在台灣廣大

的勞動市場上仍然有很大討論的空間。」父親為這回的談話做了一個小小的結論

,令我驚訝的是,這竟和我們進行了一整個學期所聚焦的議題不謀而合。



 在工業時代的後期,很多員工因為遭受到技術變化,產業與經濟結構變遷的衝

擊,而失去其原有的工作,變成結構性失業人口。政府如何正視這樣的問題並且

另闢蹊徑謀求解決方案,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──當知識經濟時代真正降

臨,無論我們是否準備好任何機制予以因應,全球化、自由化、技術快速提升知

識將成為最主要的生產要素的時代,政府已無法像過去一樣單純透過法令規範的

實施,使勞動市場發揮公平分配就業機會與所得的功能。但是政府也許可以通過

一些能兼顧企業的發展與創造「良好」就業機會的總體經濟政策,來達成社會的

安穩,經濟的永續發展。而所謂良好的工作是指能夠提供不斷提升的薪資,安全

的工作環境,穩定的就業機會,足夠的在職訓練機會,以便個人生產技術與工作

知識不致在知識經濟時代有過份的落差。



 我敬愛的父親,也這麼認為。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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