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eb 5, 2015

那裡曾有太多空白

 
關於臺灣,我曾經以為自己知道的近代史已經足夠。
 
直到我接下真促會的委託,加入白色恐怖受難者遺書返還計畫的書寫案,我才知道自己所知道的實在太少。負責燕巢支部案黃溫恭遺族的訪談之後,我更惶恐地發現,我們不記得,不知道那些事件的發生,並非因為我們過於健忘,而是能夠被我們記得的事實被披露得太少,太少了。
 
記憶是可靠的嗎,或許。當記憶關乎於我們自己的生命。
 
然而記憶是可靠的嗎,當記憶關於那些我們來不及參與的過去,而僅能憑藉著他人的傳述,要自己記得。
 
記憶是—我們都在遭逢空白之處,不斷以自己所相信的版本補述它。一個人尚且無法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敘述同一事件,更遑論是一件,在我們趕上這個世界出生之前就已發生之事。
 
二○一三年十月的兩個午後,淑雯和我同赴高雄與新店後山,拜會黃溫恭長子黃大一先生與么女黃春蘭女士。在此之前,黃溫恭一頁頁泛黃的遺書掃描檔案展開在我們的面前。然而,在遺書與史料,與黃家人訪談,與真促會所做的先遣訪談之間,歷史殘酷地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巨大的缺口:黃溫恭在燕巢支部案所扮演的角色,他的理念,甚至是他究竟如何—自願或者非自願—加入了共產黨,終是無人能知。
 
從黃春蘭過去的自述當中,她明顯不願相信父親是個共產黨員,而在近年,此一態度有了明顯轉變,她說,當時有理想、願意起身反抗國民政府的年輕人,加入共產黨無疑是最有效的方法。而長兄黃大一,則仍認定父親加入共產黨,是臺籍日本軍隊自中國東北撤退返臺時的不得不。真相如何終究不會有人知道了。
 
歷史,是記得與不記得,適時與更多的來不及。記憶也是。
 
或許一篇充滿眾人記憶破綻的文字並不真能改變什麼,如同沒有記憶是不會被篡改的。但是,也沒有歷史是能夠完全落幕的。白色恐怖遠颺了,留下的傷口還在,等著我們記得它。我們會記得,臺灣會記得,曾經有一群人在這座島嶼上因參與共產黨而死。即使歷史在那裡留下了太多的空白。
 
但我們也會記得那些空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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