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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5年生,宜蘭人。紅樓詩社出身,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。現於資本市場討生活,頭不頂天,腳不著地,所以寫字。曾獲文學獎若干。著有現代詩集《青春期》,《嬰兒宇宙》,《偽博物誌》,《我只能死一次而已,像那天》;散文集《樂園輿圖》、《棄子圍城》、《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》。作品曾選入年度散文選、年度臺灣詩選、《七年級新詩金典》、《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》等選本。Contact email: yclou342011@gmail.com

Apr 27, 2017

必須問巧妙的問題

 
我先是寫了詩,才成為記者。
 
記者總是寫,寫別人說出來的話。但又不總是。寫詩則寫自己的話,卻也並不總是。
 
求學時代並不知道自己會成為記者。讀的雖是新聞系、新聞所,為的只是想要晚一些決定自己會成為怎樣的大人。同學們念醫,念法律,念財會,後來成為醫生律師和銀行家。念電機電子的那些則進入半導體廠,成為了工程師。我們都在少年時代共有一些惶惑,伸出手指向世界提問,不願被世界隨意削刻成巨大機械裏頭,那一個又一個規格化的齒輪。有人成為齒輪。有人拒絕成為。我還是寫詩。這樣寫了幾年。
 
寫字於我而言從來就不困難。但研究所畢業那段時間,求職卻不容易。
 
寫字之無用,在求職時顯得格外沉重。
 
開出來的職缺,轉來轉去都是財經與產業記者。儘管我懂些甚麼呢?男友說,你要找一個可以準時上下班的工作,養你那不賺錢的興趣。我說好。
 
跑新聞幾年我繼續寫詩。跑新聞的時候也不只是寫下別人的話,更重要的是一個記者能夠問出怎樣的問題。像那句話:「新聞,是報導別人不希望你報導的事情;其他的,全都是公關操作。」可財經記者這個職業,它的本質又不光是新聞它讓富者更富讓貧者更貧,我盯著看盤軟體,我打電話,我問問題,我寫下他們說的話。然後呢?一切的問題都是在那個「然後呢」之後才能開始的。可是我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。
 
感覺荒誕的時候我寫詩。我的感情穩定了我的工作穩定了。一切穩定了就開始憂懼於離開這穩定的生活。卻在每天起床時期待能夠看到與昨日截然不同的奇觀。
 
卻不可能。
 
於是我寫詩。寫詩必須是問一個個巧妙的問題。
 
對著一個永不闔眼的全球金融市場發問,對一群失眠的基金經理人發問,對這一個誤打誤撞在這裡和他們接上線的局外人發問。問他們,這如何是荒誕的。問他們,你們是否都跟我一樣對這個世界感到誤解;再問他們,如果每個人都有往右與往左的願望,但只能實現一個,你會選擇哪一個呢?事實上,落空的那個願望往往是我們所選擇的,而世界不會為此停滯,它反而加速從我們身上輾過。我任憑它壓扁了躺在路邊,也很好。
 
然後我繼續寫詩。
 
政大新聞系系歌頭幾句是這樣的:「新聞記者責任重,立德立言更立功,燃起人心正義火,高鳴世界自由鐘。」我想起那首歌。
 
同時想起我那些在不同路線、不同媒體、主理著不同題目並處理著各種無理指派題目的記者朋友們。想起社運現場不離不棄的那些同業,想起曾在一個同志運動的場合,有個同業大哥訪問我時他問我--「你相信世界會因為這些努力而被改變嗎?」我反問他說,你相信嗎?他說,「我相信。因為採訪同志運動這些年來,也讓我改變了對性別平權的看法。」
 
他問了我一個非常巧妙的問題。
 
我這才想起,或許我並沒有如同自己所以為地,被金融市場變成那個冷漠的陌生人。我還在鬥爭著只是戰場已經不在文學了。我有時站在人群邊上,有時站在我們當中。我寫下我所看到的我聽到的他們的話語。世界尚未平等,另一座大陸的災荒,宗教的人禍毀滅了古城,有人被其他人殺害,有些人,則殺掉他們自己。瘟疫無聲無息把整座世界染成黑色。而時間,則是一台巨大的夾娃娃機,從這世界裡頭,取走一個又一個朋友。然後把我留下,留下來的人尖聲拍打著那壓克力或玻璃的隔間。也無關乎我的寫,或,不寫。
 
於是我寫下這篇文章像是採訪了自己,對自己發問:
 
「你還是每天都想要當一個正直的人嗎?」







 

Apr 5, 2017

夏天已經開始了

 
酒吧裏頭音樂聲開得不小,酒後人們講話的聲音自然越提越高,越高。我們倆話講到一半,他突然「蛤?」了老大一聲,我說怎麼,他指著右耳說,助聽器滑掉了,不好意思你前頭剛剛講的那句話,我沒有聽到,邊蹭啊蹭的,把助聽器的耳塞聽筒推回原位。
 
我下個禮拜要過五十九歲生日了。他說。
 
若非他提起,光是看著他的側臉還真沒留意到助聽器,一根近乎透明的線從耳廓接進他的耳道。昏黃的燈光底下,他滿腮的鬍子裏頭,剩沒幾根是棕黑色的了。
 
人到底為甚麼要變老呢?
 
我常想在這青春至上的男子的國度,哪一個不是納西瑟斯成日垂著臉望水裡看著自己,美或不美。多了幾條皺紋,以精華露化妝水保濕乳液對抗之,以肉毒以玻尿酸以微晶瓷抹除之,生怕自己面容老去風華凋落。然而亦常問自己,我們為何害怕自己變老--他說,一開始戴助聽器時心底覺得不太自在,就怕給人覺得老。但聽力退化只是其一。老去並不是一瞬間發生的事情,而是從身體四處逐漸傳遞的消息。他說。
 
然而老。時間是給每一個人的詛咒,然而時間,這試煉,往往也是能夠坦然接受它的人,所能得到的最大祝福。
 
他說像他這樣的一個獨居老人,男同志,在同一幢公寓住了三十三年。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,每天要吃的藥,比能吃的澱粉還要多,但偏偏又愛煮飯。煮飯的廚子成天抓著湯杓試味道,試肉試菜試醬料,喝咖啡還要加一大匙糖,老起來更快。但那也沒什麼,他說,他公寓的隔壁--是同一層樓、門鄰著門的那種,貨真價實的隔壁--住著跟他同一年紀的朋友,也是男同志也是單身,兩個人在同一個集團上班,每天共進午餐,兩個老頭誰哪天沒去上班就知道對方掛了。他說。這樣就有人會去叫救護車。
 
「他年紀比我還老三天,」他說。說完了笑。「但他超恨我講這件事。」
 
也沒什麼。他有台車,有時會開去辦公室,但更多時候天氣允可他就騎腳踏車,踩個九公里到城市的另一邊去上班。他伸出手指,指向東邊,說我辦公室在那個方向。上班來回再去買個菜,一天二十公里,沒有問題。
 
所以為甚麼要擔心自己變老呢?他說他前男友從他家搬出去之後,仍住在同一個街區,前男友的姪子,一個小男生還不到十歲的,常跟前跟後,喊著李察叔叔、李察叔叔。兩人分手的時候,那小鬼孩哭著說以後會不會見不到李察叔叔了。他說,我就跟他說,你還是可以來找李察叔叔,叔叔煮你最喜歡的那些菜給你吃。他說。這些小孩子,心裡總是知道誰對他好的。
 
人總是要逐漸變老的。那很好,並沒有什麼。
 
有時呢當然也覺得家裡太安靜了,就像今天這樣,就自己走到附近的酒吧來喝一杯。和酒保聊聊天,大家都是老朋友了。
 
他說,下禮拜,我生日,會有十個朋友來我家,我會準備烤鬆餅、馬鈴薯湯、白蘆筍、麵包火腿和許多的白酒。起司則是餐後甜點……對了,你會做Mojito嗎?其實我沒有在家調過,但接著就是夏天了,今年我想給朋友們準備家常Mojito,算是比較特別的驚喜,能不能跟我講一下最簡單的酒譜,太複雜的我聽完,回家睡了明早恐怕就忘了……
 
我說我會。
 
夏天確實是Mojito的季節。我說,你每一年生日,對你的朋友而言都意味著夏天的開始吧。
 
夜漸深了,酒喝完了。
 
他說--今晚和你聊天,對我來說,夏天就已經開始了。





 

為了終結HIV

 
為了讓更多人知道關於HIV預防醫學的消息。為了我那因AIDS而死的弟弟,如果HIV感染可以在我們這個世代終結就好,如果有疫苗。如果HIV未來就能夠像天花那樣,成為一種只存在於實驗室的植株,那是我最真切的願望。他說。
 
二十幾年了。他說。
 
深夜了。學會交誼廳還沒準備要休息,萬湖邊上的靜夜依舊傳來嘈鬧的笑聲。他們說,我們是否吵到了你?我說噢超級吵,讓我不得不帶著我自己的白酒來制止你們,他們便笑。
 
那個大個子男人說他來自美國,是個自由記者。
 
三十年的職業生涯,他有超過三分之二時間在報導資本市場的消息。固定收益產品。債券市場,公司債,國債。他弟弟跟他非常不一樣,是個搞藝術的。他說,我一直以為我弟弟「以後」會是一個非常傑出的藝術家--就像你們來到柏林文學會交流的這些人一樣--只是他沒有「以後」了。九零年代他弟弟因為AIDS而死。他繼續報導資本市場。直到債券市場從初級衍生到次級。直到無所可報他覺得這一切都不再有意義。
 
我弟已經過世十多年了我才在想我能夠為他做點什麼。他說,「我很想他。」
 
他便開始寫HIV的預防醫學,PrEP,疫苗的開發,那些藥廠間採不同取徑的進程。以及試著進入與HIV病毒共活的人們的生活。他寫。從最艱深的醫學名詞到最活生生的人們的故事,他寫。他說其實那些醫學好難啊,我說所以你需要最好的消息來源,他說是。他嘗試理解他的弟弟,還有他的同代人,所有在雞尾酒療法出現之前,那個世代AIDS倖存者的故事。
 
如果他當時能夠從伺機性感染當中活下來,他現在會是個怎樣的人呢?他說。
 
然後他問我,告訴我多一些關於你的世代的事情。我也想多知道你的國家。
 
我說我的世代非常簡單。我所認識的,已知的HIV青年感染者從未讓我掛懷,他們定期服藥,病毒量低至測不到,他們有些出了這櫃子而有的沒有。但他們成為一個穩固的社群彼此撐住。永遠最讓人擔心的是,統計上的黑數。那些從未知曉自身HIV感染狀態的人們--從十多歲到四五十歲都有的各種人們並不總是願意接受篩檢,只因歧視與偏見封鎖了我們的社群。
 
你該如何讓一個「擔心自己被驗出」陽性反應的人接受篩檢呢?我說。他說,基於人權理由,我們不可能全面強制篩檢,所以沒有辦法,他們大概是不會去接受篩檢的了。
 
時不時便聽到哪個朋友的朋友,還不到三十,肺炎走了。還有那個誰誰誰,住院住了好長一段時間。也是肺炎。還有誰誰誰,肺炎。感染性肺炎。多重器官感染。衰竭。但最厲害的還是肺炎。當人們談論那些朋友,當有人提到「肺炎」,大家便「噢」一下。然後沉默。甚至沒有人追問,可能也覺得--追問,甚至不應該不可以不妥當--也會偶爾有人跳出一句話,說,肺炎對免疫力低下的人們真的是一大殺手啊。
 
大家就說,是啊,是啊。然後沉默。沒有人提到HIV,沒有AIDS。我說。
 
大家都不知道誰是誰不是。甚至很多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,是不是。我告訴他在台灣這櫃子很深,深到人們憂懼自己的「是」。只能像美國軍方之前的同性戀禁令,不問,不說。
 
不問久了人們就覺得這件事情不存在了。但真的是這樣嗎?
  
他說是以我期望疫苗終有一天會出現,如果每一個人都接受疫苗接種,這病毒或許終能絕跡在你我之間。他說他有許多positive的朋友都過得很好,六十歲上下了的世代,應當還能一起鬼混到七老八十沒有問題。但不要再有下一個AIDS時代了。他說。
 
我問他還需要多久才能迎來這世代的交替?
 
應該快了。他說,因為我們必須這麼相信才行。我和他碰了杯子喝掉了最後一口酒,確實我們必須這麼相信。終結HIV,就是這個世代了。我們還得更努力一點啊。